意大利足球安保落后 巴黎恐怖襲擊令他們很恐懼
巴黎恐怖事件，沖淡了意比之戰以及比賽中特意安排的海瑟爾慘案30周年紀念，連續數日意大利媒體前幾個版面唯一關注的內容，就是巴黎恐怖事件。
巴黎事件證明，恐怖分子已經把大型體育活動視作重要攻擊目標。若不是球場安保嚴密，已經有一名恐怖分子帶著人體炸彈，準備在德法之戰球場里完成“現場直播”。
鄰里不幸讓意大利人受到很大震撼。一位叫瓦萊麗亞的意大利女孩在巴塔克蘭劇院被槍殺，另一個叫納塔盧齊的意大利人經歷更奇特，30年前他是海瑟爾慘案的幸存者，如今又逃出了劇場。
意大利人更擔心類似的事情發生在本土。意大利足球在安保方面非常落后，安全探測門等設施總是輕松被極端球迷繞過，帶人帶物入場毫無障礙，若是成為恐怖攻擊目標，幾乎是不設防狀態。
今年意大利成功舉辦了米蘭世博會。意大利政府一直擔心著世博會的安保。所幸沒有什么大事發生。但現在伊斯蘭國（ISIS)揚言要把大火燒到羅馬，同樣讓意大利政府很緊張。
2015年已在歐洲發生3次大型恐襲：《查理周刊》屠殺案、布魯塞爾-巴黎列車（歹徒動手前被美國大兵制服）、巴黎連環恐襲。從地理分布可見，ISIS恰恰瞄準了法國的中心大都市：法國社會本身有嚴重的種族分隔問題，法國存在強大的反伊斯蘭、反移民極右翼，巴黎在全世界舉足輕重，比歐陸其他城市更容易吸引輿論關注。
恐怖主義是一種以小規模自我犧牲制造超大規模恐怖的手段，ISIS把法國看作敵人，更看成一個絕佳的廣告平臺。加上很多ISIS成員本就是在法國出生或居住過的北非人，法語很好，在法國和比利時活動更利于他們事前的潛藏甚至事后的逃亡。
羅馬是天主教中心城市，不僅有很多重要建筑，更有眾多大規模宗教活動，教宗每次公開彌撒，聽眾隨隨便便就是數萬人。這是意大利人非常擔心之處。意大利人也迷信一些規律（例如每隔12年進一次世界杯決賽之類的），所以不少人認為，既然倫敦、馬德里和巴黎都被襲擊過了，柏林和羅馬也不遠了……
那么，ISIS是否把天主教本身當作首要攻擊目標？至少到目前為止，這并不是他們最鮮明的主張，更不是首選的襲擊對象。根據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觀點，極端組織總是試圖以中世紀的方法去解決現代的問題。順著這個觀點去觀察可見：ISIS進行的表面是一場“宗教圣戰”，實際是想要強行施加一種已不被現代社會認可的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恐怖分子不僅是“被洗腦者”，更有某種想做“殉道者”的主動意識。
相對于此前的基地組織，ISIS在運用網絡通訊等高科手段上甚至更加嫻熟，對輿論效應更有研究。如果ISIS運動發生在19乃至20世紀，他們極難實現今天一樣的恐怖效果，因為缺少一個歌舞升平、中產階級“從生到死歲月靜好”、通訊超級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作為恐怖的布景襯托。19-20世紀很多次公開的恐怖屠殺，死難規模遠勝于巴黎恐襲，但“全球舞臺效應”都不如今天的ISIS.
考察20世紀至今的人類史，可以發現現代通訊工具始終是制造恐怖體系的基礎條件。如果沒有無線電和高音喇叭，極權主義的禍害頂多只能達到古時暴君的高度，極權主義，相當于秦始皇派人在桃花源也安裝上了高音喇叭。同樣，如果沒有全球化的通訊網絡，那些被今天的媒體有意無意地描述為“人類變異壞種”的ISIS分子，可能有一些只能在家里打老婆，另一些在巴黎郊區的幫派械斗里死傷不計。
意大利盡管沒有遭遇恐襲，但已經發生多起在網絡上成為圣戰者然后前往敘利亞的案例。有人和父母決裂，有人甚至說服了家人一起加入，變賣房產投奔“圣戰”。過去總是有人樂觀地認為，通訊方法的進步可以提高人類心智，促成更多國家和地區的文明化。但事實證明，無論通訊速度有多快，傳播得最快最隱蔽的是惡，最廣最公開的是庸俗（漢娜·阿倫特所言“中庸之惡”），最容易利用通訊手段實現腦控的也是惡和庸俗，包括在文明國家內部。
因此，從肉體上消滅恐怖分子、“大快人心”并不難，難的是進行更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