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天的貢嘎之行中 我學到了最寶貴的一課！

2015年5月，我們三個從康定騎了出來。康定位于藏地高原的邊緣，很美。我們騎的是礫石公路車(gravel bikes)，不是公路車，但也不比公路車強到哪兒去。我們沒有足夠的補給，沒有后援車跟著，就連修車的裝備也很簡陋。我們帶了睡袋，卻沒帶帳篷。此行的目的是探路，我們想找出一條合理的路線，讓像我們這種水平的車手能夠騎著礫石公路車來到位于四川西部的甘孜。甘孜是一個藏族自治州，幾乎跟尼泊爾一樣大，首府是康定。最終，我們探出了一條路線。我們開玩笑說，也許到2017年，會有車手真的騎著公路車再來這里。

跟我同行的是39歲的山龍，他是澳大利亞人，在北京經營Serk車店，也組織近郊或遠途的騎行；還有45歲的胡利安，他曾經在英國軍隊服役，現在在北京創立了自己的服裝品牌Khunu，他制作的所有套頭衫都是用牦牛毛做的；目前也住在北京的我，57歲，三人里最老、最弱的那個。

在甘孜騎行，最大的麻煩既不是道路艱險、語言不通，也不是天氣糟糕、補給點無法預計，而是沒有地圖。關于這里的路，能通向哪里，在哪里轉彎，誰也說不清楚。我們有過地圖，但按照地圖走，不是走進死胡同，就是地圖上寫的路壓根不存在——比如從斷崖上延伸出去的公路之類的。唯一的信息來源，就是山龍在出發前下載到iPad上的幾張衛星地圖和一本薄薄的地圖冊。

第一天，災難就如約而至。在一位徒步向導不知所以的指引下，我們出發探線，前往貢嘎下面的一個山谷。貢嘎海拔7,556米，是四川的制高點。連續騎了七個小時后，我們過了數不清的河，摔了數不清的跤，總算活著回到了康定。可在回程的路上，老天爺竟然還不放過我們。下雨了。大雨。特別大的雨。

第二天，我們精疲力竭，決定搭車過康定埡口，我們不想在高速主道上騎車。主路上都是前往西藏的大貨車，它們呼嘯而過，留下一屁股黑煙。光是躲它們都足夠累死我們。最終，我們找到了一條完美的礫石路，很適合我們的車。路蜿蜒綿長，好像一直通向天空，四周是翠綠的山谷和初生的麥田。這美景還沒等我們享受多久，就起了大霧。海拔3400米的地方，溫度驟降，我們根本沒法回到縣城。幸運的是，路過一個牧場的時候，我們找到了一家藏民。沒說幾句，他們就端出了熱乎乎的酥油茶，只收了我們一點點錢，就同意當天晚上我們住下。這是在甘孜這么多天來，我們第一次近距離地感受到康巴人的淳樸和熱情。圍著熱乎乎的爐子，仨人都打心眼里覺得暖和。

康巴漢子以勇猛粗暴聞名。但面對三個白皮老外，他們卻豪爽熱情。第三天，我們騎過了通往貢嘎路上最大的埡口，這也是最累的一天。幾乎都是土路，但景色極美，我們好像一直繞著一個巨大的山谷轉，沿途都是山花。到達3500米時，我們遇到了蟲草采摘者的營地。每年5月，數量眾多的藏民前往高海拔地區尋找蟲草。中國人相信這種冬天長得像蟲夏天長得像草的東西是珍惜的補品。他們工作起來極其專注，跪在地上，雙手迅速地翻看低灌木叢里的草根。我們騎過他們身邊，偶爾有人抬頭看我們一眼，點個頭，露出大大的微笑，但沒人說話。風里除了車輪碾過土地的聲音就只有天空中鷹的嚎叫。我們也只能報以同樣的微笑。實際上，我們以為他們看到三個異域來客會多少有點驚奇，然而，他們大概只是覺得我們灰頭土臉的樣子很好笑。

穿過4550米的埡口，山頂帶雪的貢嘎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像一顆誘人的鉆石。下降后，我們再次進入山谷，騎了60公里后，我們再次開始過河。這無疑是最煩人的部分。比起過河，我寧可爬坡。晚上，終于到了一個小村子，住進了一家客棧。上了年紀的主人好像是很久沒見過好玩的訪客，一直拉著我們喝牦牛奶茶。喝得三人大腹便便，好像落魄的孕婦。

第四天，一開始是瀝青路，但離開主路后，我們很快找到礫石路。一路向西北騎，目標是小鎮理塘。很快，我們就發現相比理塘的路，貢嘎的路簡直稱得上平整舒適。很多只有一公里左右的深邃山谷被隨性的河流分割得支離破碎，很多小路幾乎就是掛在懸崖邊，看著走，害怕地要死；蒙上眼睛走，直接找死。起霧的時候我們到達了一個叫劉昌的小村子。此時，我們已經處在四川的最深腹地，客棧這種東西壓根不存在。我們隨便找了一位婦女，問她哪里能住一晚，她說可以住她家。她8歲的兒子羌巴歡天喜地地帶著我們回家了。

他們的家是典型的藏族牧民住的木石混合房子。小向導一進家門就消失了。過了一會兒，他們突然推出一輛BMX車，看著我們錯愕的表情，他驕傲極了。他連珠炮似的問題讓我們很倉皇。他不懂英文，我們只懂最粗淺的藏語。與其說是聊天，還不如說是在演戲加猜謎。我累極了，吃了幾口烙餅，喝了點茶，倒頭就睡。第二天，山龍和胡利安告訴我，羌巴說我的呼嚕聲比他們家的牦牛叫聲還大。

第五天，我們犯了一個大錯誤。在山崖邊的羊場小路戰戰兢兢地騎了20公里后，我們下降了1000米，來到山谷里。從河的南岸，我們看到北岸有個很陡峭的爬升通路。我們以為那是通往下一個埡口的路，而且是條通往理塘的捷徑。我們忘了那句老話：這世界上沒有捷徑，只有錯誤的路。

山谷里有座相當棒的橋。過了橋之后，我們開始沿著剛從看見的“捷徑”開始爬升。時值五月，盡管早上的溫度接近零度，此時此刻，陽光溫暖的照在我們臉上，氣溫竟然超過了30度。連續猛騎了一個小時候，我們到達山頂，一塊大石頭上用中文刻著“26道彎”。我心里暗自想著，26道彎？比環法還多5道彎。我們的騎行服上結了厚厚一層鹽渣子，我看了一眼表，顯示溫度已經到了39度。我們并不吃驚。

山脊的路更糟糕，有很長的碎石坡，即使單獨站立都覺得不穩，我們還要推著車和行李。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里，我們只蹭了15公里。更大的危機是我們隨身帶的飲用水已近枯竭，前面的分叉路口，我們必須選擇對的路走。否則，我們不是被凍死就是被渴死。仍然毫無依據，攤開地圖也有種擲骰子的感覺。我喝了水帶里最后一口水。沒問題的，下一個拐彎肯定有商店或者人家。包里還剩幾個士力架，足夠應付我們到達下一個補給站了。懷著必勝的信心，我們開始了無休止的下降。事后，我們給這個山谷起名“死亡之谷”。不僅因為地勢陡峭，路面松滑。而是因為地圖顯示，這條路的盡頭有一個小村子。但是當我們下降到谷底，迎接我們的是結結實實的死路。地圖是錯的！我們要重新上升到山頂，而三個人都已經沒水了，立刻折返顯然是自殺。如果我們原地宿營，那么迅速下降的氣溫肯定會把三個只帶了睡袋的笨蛋凍成“笨蛋冰棍”。別無選擇，我們只能選擇另尋路，繼續下降。

大約又下降了600米，終于隱約看見了岔路盡頭的幾座房子，我們決定拐過一個U形彎，再下降200米，因為下面的河邊有一個規模更大的村子。然而當我們接近村子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再次選擇失誤，這是一個被廢棄的村子，根本沒人，也沒有飲用水。沮喪得已經無話可說的我們只能推車重新上來。200米，我們花了整整一個小時。黑暗中，三個人的臉一個比一個臭。

胡利安和山龍花了45分鐘，修整車子，補胎，發呆，無所適從。他們已經呈現出初期的缺水癥狀。必須得趕緊弄到水。我們挨家挨戶地敲門，希望誰家此刻有人，能救我們。盡管有房子，但在藏區，人們依然習慣游牧生活，房子有人的幾率只有不到50%。這時，我們的救星洛桑出現了。他獨自在家，家里的其他人都去采蟲草了。他給我們做了面條和雞蛋，而我們只顧著一壺又一壺地喝水。最后，洛桑不知道從哪兒弄了三瓶啤酒，不知道是興奮還是感動，或者是委屈、對自己的失望，總之，我喝著啤酒的時候挺想哭的。晚上，我們就睡在洛桑家的二樓，從屋頂依稀能看見星星。

第六天早上，洛桑拒絕了我們的“住宿費”。沒轍，我只能偷偷地把錢塞到茶壺底下。我們的肚子填滿了，水壺水袋裝滿了，走了兩個小時，終于走出了“死亡之谷”。索性，我們放棄了去理塘的計劃。沿著山脊走回去，再次路過“26道彎”，然后從橋上過河。在橋上，我爆胎了。發出一聲巨大的悶響。六天了，它也受夠了。換上備胎后，我們決定放松一下——搭車。一個卡車司機答應我們把我們帶到下一個埡口。他說在這種恐怖的路上跑，就算是卡車的壽命也只有兩年，兩年后必須換車。

他放下我們后，我們又接著騎了40公里。入夜后，另一位救星降臨。一個叫大山的圓臉大漢收留了我們。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是漢民。大山的妻子不在家，只有六歲的女兒陪他。他給我們做了綠洋蔥雞蛋煎餅，山龍說，他數了，大山足足放了20個雞蛋。第二天，我們上路后，大山也出發去采蟲草了。他說，如果我們再晚一天來，他家里也沒人。

第七天，170公里的路程，2300米的爬升。好在大部分都是路況很好的瀝青路，但是康定上面的埡口溫度只有零下兩度。暴風、凍雨、然后是如約而至的降雪。下降的時候，三個人抖得像三個外國篩子。不僅如此，迎面而來開著大燈的卡車晃得我們什么都看不見，只能狼狽不堪地好像老鷹捉小雞一樣躲著。騎了35公里，下降超過1500米，終于回到了康定。我的Garmin手表顯示，我當天消耗了6000卡路里。

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前往康定機場。海拔4,300米的康定機場是世界上海拔第三高的機場。當天的能見度特別高，貢嘎清晰地從我們視線的左側拔地而起，沖向云霄。從這個角度，我們這些天騎行的路線似乎格外清晰。我們看著那些蛇狀小路繞山而走，唏噓不已。在這些山里的小村子里居住的人，也許一輩子都沒有走出來，去過國外。但是當一群老外需要幫助，他們會不假思索地邀請你進屋。上帝不保佑他們，還會保護誰？

甘孜，我們會再來的！

文/湯姆·格里默(Tom Grimmer) 圖/山龍(Shannon Bufton) 譯/Yee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