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思文將自己埋在雪中 揮橇尋找更快救援方式！
曼努埃爾·葛思文（Manuel Genswein）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將自己活埋在雪中，揮橇尋找更快的救援方式，以此來拯救更多的雪崩遇難者。而他所面臨的問題？他要說服全世界最專業的施救者們，他是對的。
2008年1月7日，住在英屬哥倫比亞芬尼鎮23歲的攝影師托德·韋斯萊卡（Todd Weselake）接上他的兩個朋友，雅尼娜·庫茲馬（Janina Kuzma）和伊恩·貝祖比克（Ian Bezubiak），準備去普羅克特山北坡的荒野來一場晨間滑雪，海拔2400米的山頂可以俯瞰小鎮全景。他們三個人沿著峰脊乘坐45分鐘纜車登頂，隨即開始向下滑行。
一開始他們知道要小心：雪季初頻繁的風暴已經將這里的積雪分層，使其真實情況不可預測。雖然韋斯萊卡前一天在同樣的賽道上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他和他的伙伴們依然在下行的過程中非常謹慎。他們在低角度的斜坡處聚集，按照前一天留下的足跡按圖索驥，最后在不遠處很寬的溝壑前停了下來。當年只有23歲的貝祖比克滑入賽道試圖測試雪的穩定，而他的體重卻引發了60厘米深，6米寬的板狀雪崩，雪崩釋放的積雪就像從水壩釋放的水。他們立刻進入高度戒備的狀態，迅速沖進了很少有雪崩發生的樹林，并且一個接一個的向山下滑行，從而減少施加給雪的重量。
幾乎同時，他們感受到了腳下的雪開始大幅崩坍。庫茲馬，一名來自新西蘭的22歲職業滑雪者，緊緊抓住了一大把樹枝。貝祖比克像熊一樣抱住了一棵樹。但韋斯萊卡卻被雪的洪流從背后襲來，淹沒在了山脊上，消失不見了。
雪崩結束之后留下了一座皇冠狀的雪堆，庫茲馬從頂部站起來跳下來，貝祖比克和她一起打開他們的雪崩信標開始瘋狂地在廢墟中搜尋韋斯萊卡，庫茲馬的設備將她指引到雪崩沖刷出的雪道的最底部，距離原地350米左右，信標發出的信號告訴他們韋斯萊卡就在幾米之內。
貝祖比克進行了更精確的搜索，他定位了韋斯萊卡的位置，然后庫茲馬將探測器插入雪中，幾乎立刻就找到了他。他們掏出雪鏟開始救援過程中最困難也最耗時的階段：挖掘。他們知道韋斯萊卡被埋在2米深的雪中，他生存的幾率在迅速下降。
他們并沒有采用傳統的救援挖掘方式——既垂直于探測儀路徑挖掘，庫茲馬與貝祖比克采用了不到一個月前他們在芬尼鎮上為期三天的滑雪安全課程上所學到的新技術——V型傳送帶式挖掘法，這種方法以比傳統方法節約一半時間而聞名。
他們在探測儀所顯示被埋深度的下坡1.5倍遠處開始水平而不是垂直挖掘，這樣可以減小破壞韋斯萊卡雪崩安全氣囊的風險。庫茲馬在前面將堅硬的廢墟挖軟，貝祖比克將這些廢物移除，像在劃皮劃艇那樣，這樣可以增加寬度。如果庫茲馬感到疲憊，他們就交換崗位。
雪崩發生后約23分鐘，他們挖到了韋斯萊卡，此時他呼吸微弱，沒有意識。貝祖比克解開了綁在他胸前的攝像頭以減輕他胸部的壓力，幾分鐘后，他開始喃喃自語。十五分鐘后，他可以移動了。這個三人小組憑借自己的力量成功撤離雪崩現場。
之后的幾天里，關于這場奇跡救援行動的故事在芬尼鎮傳播開去。根據韋斯萊卡埋在雪下的時間計算，當時他的生還幾率僅有25%，如果他在雪下多埋10分鐘，他的生還概率會迅速下降到8%。“我們意識到，是他們的挖掘方法發揮了實質性的作用，”鄧肯·馬賽斯（Duncan Maisels），前英國軍官，現在是職業滑雪向導，正是他教給貝祖比克和庫茲馬如何使用V型傳送帶挖掘法。“他們在那一刻意識到‘哇，這項技術真的有用！’”
三個月后，韋斯萊卡發了一封郵件給名為曼努埃爾·葛思文（Manuel Genswein）的瑞士雪崩研究員，正是他研究和設計出了V型傳送帶挖掘法，并在去年冬天，將它納入了一項新的國際標準，目前他正在向全球救援部隊建議，將這項標準作為其行動標準的一部分。葛思文在雪季前安全培訓時將這項方法教授給馬賽斯和韋斯萊卡。馬賽斯后來將它傳授給了庫茲馬和貝祖比克。
“我的朋友們使用了您的新技術，”韋斯萊卡在信中這樣對葛思文寫到，“我很確定，正是這項新技術救了我的命。”
V型傳送帶挖掘法只是葛思文對于雪崩救援的諸多貢獻之一，他曾協助設計雪崩信號發射器，其中包括戶外品牌Mammut的經典暢銷型號Pulse，該產品革命性的長天線接收器讓搜索范圍擴大三倍，可以讓直升機搜救者接收到信號。葛思文在全球的影響力是該領域專家中最大的。葛思文作為一個“一人機構”常年定居在瑞士倫策海德，每年六個月的時間在26個國家開設5種語言的雪崩救援課程，幾乎親自完成所有教師培訓，包括在北美的高級滑雪向導或專業直升機滑雪運營者、阿爾卑斯山的救援人員，和挪威、荷蘭、瑞典、奧地利、印度的高山士兵、印度軍隊等等。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在這個領域里比曼努埃爾所作出的貢獻更多。”猶他州雪崩中心主任，布魯斯·特蘭普（Bruce Tremper），同時也是該領域備受尊重的人物之一，這樣說道。
除了開設講座之外，41歲的葛思文想盡各種辦法研究優化救援的每一個過程，并且毫不留情的挑戰幾十年來的傳統營救方法，他的這種精神也使他在高山救援領域成為了一個頗具爭議的極端人物。如果你是900名參加國際滑雪業科學研討會的成員之一——這是一年舉辦兩次、匯聚雪崩研究領域最尖端人才的科技會議，或者你有機會參加國際高山救援協會（ICAR）——每年約400名救援行業的精英在這里分享最新的研究結果和數據分析，你一定有機會親身感受葛思文在與其他專家關于新技術的激烈的討論中表述自己理念時的熱情。
2007至2008年，他展開了一項針對高價救援鏟車的測評，他的測評結果顯示，大部分昂貴的工具只不過是為了從消費者身上賺取高額利潤，除此之外一無是處。就在這項測評結果發布在奧地利雜志《Bergundsteigen》之后的幾天之內，他那項在奧地利阿爾卑斯俱樂部允許范圍內開展的挖掘鏟車的測試讓他成為了目標 他收到了一通匿名電話，電話另一端的聲音用德語對他說：“你不會活著看到春天到來。”那個人在電話里這么說。
據葛思文所知，從來沒有人試圖殺害他，但是這也揭示了雪崩安全行業的一個現實，特別是在當時。這個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是政府和極具實力的制造商，其中一些機構和品牌甚至聘請過葛思文為他們做顧問。但是不知是好是壞，葛思文依然處于中立立場。
“我尊重他，因為他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猶他州瓦薩琪（Wasatch）野雪救援隊前副主席杰克·哈奇森（Jake Hutchinson）說，他也是美國雪崩研究所的高級指導員，“他會在所有人面前站起來，一視同仁指出他們的錯誤。”
但是其他人質疑葛思文與品牌之間的關系，比如Mammut的ABS雪崩安全氣囊系統——他曾經設計過一個無線群組氣囊系統，當許多人同時遭遇雪崩，不會發生救援不完全的情況。“葛思文總說他是獨立的第三方，但是事實并非如此。”馬爾克斯·彼得森（Marcus Peterson）美國Ortovox品牌的前總經理，重要的雪崩信號發射器制造商之一，“他永遠在幫Mammut丟炸彈！”
最近葛思文正在試圖通過ICAR來完成前人從未完成的事：建立一套覆蓋雪崩救援方方面面的標準。專業滑雪安全通過幾十年來的標準化已逐漸建立起了一套包括如何預告雪情風險度的方式（低風險、中等、顯著風險等），還有如何在線提交事故報告等。而雪崩救援依然依賴于地區傳統，口口相傳的階段。“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ICAR美國常任代表丹·都利漢（Dan Hourihan）這樣說道：“‘我們這樣做是因為弗里茨就是這樣做的。’好吧，那么弗里茨在哪兒？‘他已經死了。’”
如果葛思文想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雪崩救援標準，他需要自己的流程被ICAR雪崩委員會和代表大會共同通過，也就意味著需要來自近40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政治團體一起支持他的標準，他組建了一個ICAR工作組，以研究并確定在雪崩救援中哪一方面的哪一種救援方式是更好的。這其中包括許多葛思文所改進的救援方法，比如V型傳送帶挖掘法，“激流回旋探測”——用來尋找沒有攜帶信號發射器的雪崩遇難者；還有在尋找雪崩信號時應該拓寬現在在某些國家所實行的搜救范圍。重點是，葛思文解釋道，他不希望自己的理念被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是希望通過一系列事實去證明他的標準。
事實上，如果ICAR官方認可他的救援標準，有可能會損害葛思文的經濟利益。如果他的提案被正式認可，他的教材將被公之于眾。不過葛思文認為人們對他的課程的需求量不會降低。“畢竟大部分人認為原唱比卡拉ok要好聽。”他說。
一夜大雪之后，天空晴朗，那個三月我和葛思文來到位于科羅拉多布雷肯里奇海拔4350米的躊躇峰（Quandary Peak）。
他每年訪問美國兩三次，葛思文曾在錫爾弗和杜蘭戈教授雪崩救援。隨后前往北布雷肯里奇培訓直升機飛行員使用Recco檢索設備——通過縫入滑雪者裝備中的定位器尋找失蹤或被掩埋的雪崩遇難者。
我們在路口遇到了攝影師利亞姆·多蘭（Liam Doran），然后一起踏上了一條老礦區的道路。我本來以為葛思文會看起來像他的學生那樣，阿爾法男性，像一棵古老的云杉樹。但他更像是一個精心包裝的雪球：身高160厘米左右，圓腦袋，手臂粗短，手也很小。
有一些同行管他叫瑞士侏儒，他的身材掩蓋了他的登山滑雪技巧。他每年滑雪70天，他說，而且你能感受得到這這遠遠不夠。
我們在即將進入更開闊的山谷之前停了下來，我們身后是巖壁，雪從三個方向向中間匯集，葛思文掏出了一個Pulse信號發射器，確保它可以被追蹤的狀態。
我問他：“你為什么會用Pulse？”他回答：“因為我發明了它。”
當他看到我把我的信號發射器綁在身上，暴露在外的時候，他建議我把它放在我的褲子口袋里，屏幕向內。當我問他原因時，他說他研究了瑞士雪崩事故幾十年來的資料，發現沒有一件事故中受害人丟掉褲子之后死于窒息。
特別是當你考慮到葛思文從未從事專業救援工作這一點，他的知識面和專業上的影響力顯得更加與眾不同。（他曾經親自挖出過三位遇害人的遺體，包括在2001年時，被當地救援隊邀請去幫他們尋找三個月前失蹤下落不明的遇害者。）他的母親是單簧管演奏家，爸爸是醫生，葛思文的聲音高亢到幾乎尖銳，最初這只為他招來無情的嘲笑而不是尊重。“他不被接受和認同，”達爾·阿特金斯（Dale Atkins），科羅拉多資深雪崩救援專家說，“很多救援者會這樣覺得‘他憑什么對我們的工作指手畫腳？’”
葛思文在他五歲時就開始滑雪，他在瑞士服兵役時，在這一領域展露出不同與常人的天賦。當時他發現他的信號發射器在搜索深埋在積雪中的對象時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因為使用者沒有按照正確的方式佩戴），他就此問題寫了一篇論文發表在瑞士阿爾卑斯俱樂部，并開始被邀請做實地講座。那時他僅僅19歲。
隨著葛思文的教學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他聲名鵲起。他與瑞士雪崩大師，滑雪與雪崩研究中心主任祖格·施維茨（Jürg Schweizer）一起展開工作；還有白胡子的資深向導，被稱為雪崩教皇的維納·穆特（Werner Munter）。穆特想要將他的研究結果翻譯成多種語言的愿望給了葛思文在ICAR會議上發聲的機會。基于他的電子機械工程師背景，他從小做學徒時就能夠修好幾乎任何一件與救援相關的配件。為Mammut開發雪崩信號發射器的公司雇他設計新產品，也就是日后的Pulse，第一個能夠在雪下探測幸存者生命體征的信號發射器。
他們測試了這個設備，它采用了高靈敏度的加速度傳感器來捕捉心臟的肌肉運動，他們把葛思文共計25次埋在1.8米厚的積雪內。使用AvaLung氣囊呼吸，埋在雪中1小時40分鐘，葛思文堅持要在這款2006年發布的Pulse裝上一個老式的模擬器，以應對雪崩救援中最令人困擾的問題：很多遇難者密集的埋在一定范圍內，裝備了這個模擬器，通過改變搜索燈塔的角度和重疊，可以解讀監聽不同遇難者回聲的偏差。
Mammut品牌硬件部門負責人安德烈·列塔（Andres Lietha）表示，公司寄希望于在Pulse的總銷售周期內出售60000件產品，然而現在Pulse已成為市場上最暢銷的雪崩信號發射器產品。
當我正在一小叢樹上安置雷達追蹤器時，葛思文忽然讓我住手。盡管已經是春天，積雪還沒有達成恒溫的結構，雪況是比較均勻的，可預測的，而我偷懶改變了路線，從小斜坡穿了過去。
“我并不是在批評你，”葛思文說，“但是如果你回到剛才的位置，然后走到那堆巖石下方，你能看到嗎，你正處于這個斜坡的頂端。”
他是對的。不過，我希望他能夠更一針見血的指出我的問題。葛思文另一個遠近聞名的特點是毫不留情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將此特質歸結于自己所受的瑞士教育。凱文·克里斯塔克（Kevin Christakos），加拿大山區假日集團高級直升機向導自1999年以來就聘請葛思文來培訓他的向導，他還記得葛思文第一次向他發火的樣子。“他一邊對我說‘凱文，你這人不應該教任何人任何事。’”還有一次克里斯塔克對他說，他認為葛思文的研究成果并沒有什么作用，葛思文指著這位兩米大漢的胸口說：“我的方式當然有用！只是你使用方法不對！”
葛思文的日教學收入在北美是600美元，面向其他外國軍隊則是800美元。他把他收入的一大部分都用來投資科研，他總想要發展新的理論，攻克新的難題。為了能夠測試他的V型傳送帶挖掘法，他免費向參與實驗的對象提供食宿，并且提供連續幾天的高強度雪崩救援課程，以讓參與實驗者每天四至五次高強度揮鏟工作從而獲取實驗數據，通過記錄他們的面部表情來研究他們的疲勞程度。這項實驗共花費35000美元，但是所得到的結果讓人眼前一亮：這些參與實驗的對象證明，使用這種方法平均每鏟每分鐘比傳統方式多鏟三分之一雪，埋在一米深的雪中的幸存者可以用平時一半的時間被救出來。
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曾經看不起他的人至少現在聽從他的意見，但殘余分子仍然存在。諷刺的是，針對葛思文最大的阻力來自他的祖國。多年來，他說，他在瑞士高山救援協會的朋友會抄送他他們的內部備忘錄，其中一名高級官員多次明確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雇傭葛思文任教。“他們認為我是一個獵食者，”葛思文說，并輕聲補充道：“他們這樣排擠我真的讓我受到很大傷害。”
布魯斯·艾格利（Bruce Edgerly）來自科羅拉多野雪協會，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推動雪崩信號發射器發展的關鍵人物，曾在一篇已被刪除的博客中稱葛思文為“瑞士雪崩救援獨裁者”，艾格利也發明了一種挖掘方式，用來對抗葛思文的V型傳送帶挖掘法。他聲稱葛思文是通過“操縱他的數據，以滿足自己向專業人士銷售高價課程的目的。”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也參加了葛思文的四個課程，艾格利回答說：“為了了解他的信息。”
至于這些批評的聲音是否會影響到ICAR的標準化進程，葛思文很清楚，這是一個政治過程，官僚體系會將所有事情搞得復雜化，耐心是關鍵。“壓力太大會適得其反，”他說，他停了一下繼續說道，“太多的曼努埃爾·葛思文也會適得其反。”
三月末的陽光烘烤著我們的臉頰，在躊躇峰陽坡下方的山脊上。我們雪道上的雪看起來被風沖刷后硬硬的，于是葛思文、多蘭和我決定向上出發尋找替代品。我們決定試試海拔1200米的弗萊徹山。
通常來講葛思文的動作非常迅捷，而今天由于發燒和腰痛——后者是因為21年前的一場滑翔傘事故，他的三節腰椎斷裂，幾乎癱瘓——我和多蘭先對雪況進行勘察，將近兩米厚的粉雪堅實的覆蓋了北坡，葛思文催促我們先爬上去接著向下滑：“現在就去啊！”他大喊著，但是考慮到我們目前的狀態，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分頭行動。
不久之后，葛思文就會開始提及滑雪之旅的致命率，在一個風險系數最低的斜坡滑雪可能的死亡率為十萬分之一。你做的每一個決定將要會如何影響你的安全都被詳細的說明。“這是干這一行最難的，”他說，忽然變了個語調，“因為這些數據看上去可能性很低很低，有時當你看到事故現場照片時你會說，怎么這么蠢，你怎么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去滑雪？”
但是一瞬間他的聲音輕柔了下來，幾乎像是耳語：“但是有些時候，當你看著地圖，看著現場的照片，你和幸存者談話，你意識到，即使是你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發生相同的不測。”
當我站在雪道的頂端，凝視著今天的腎上腺素源泉，這條雪道由于陡峭將會將死亡率提升到五萬分之一。我看著葛思文以一個完美的S回轉滑過粉雪，并完成最后一個翻轉，我一躍而下，享受著因為失重帶來的自由和喜悅，并且我的心里牢記著葛思文傳授的知識。
圖文專供/Outside
文/戴文·歐內爾（Devon O’Neil）
圖/漢娜·麥克考雷（Hannah McCaughey） 哈利·博登（Harry Borden）
譯/陳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