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華調離體育總局 “姚明模式”在足球行得通嗎？

體壇+特約記者洪流報道

今天，蔡振華被調離體育總局系統。2010年9月，蔡振華開始分管足球；2014年1月22日，蔡振華當選為中國足協主席，正式開啟了中國足球的“蔡時代”，中國足球的改革之路從此留下了蔡振華的足跡，中國足球幾經沉浮，既有沖擊世界杯的苦澀失敗，也有俱樂部領域恒大五年兩奪亞冠的優異成績，至此告一段落。
       相比之下，中國籃球的改革相對有條不紊，亞運會三大球“收復失地”成為了其中廣為人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其中，中國男籃用一場解氣的勝利拿下伊朗重回亞洲之巔，被更多球迷銘記和傳頌。更讓人激動的是，拿下亞運冠軍的男籃僅僅以半主力出戰，這還要拜籃協主席姚明的“雙國家隊”方案所賜。

根據“姚明模式”，男籃被分為了藍隊和紅隊，藍隊由杜鋒執掌，紅隊則由李楠帶隊，兩支隊伍分別出戰不同賽事。此前的亞錦賽，男籃派出藍隊參賽，最終拿下第五名；此次亞運會，出征的換成了紅隊，他們順利奪冠。兩支隊伍在奧運會前合并，根據成績，李楠基本確定將成為奧運男籃的主教練。在分析人士看來，男籃的雙國家隊制鼓勵了隊內的良性競爭，也擴大了教練員的選材范圍，比如這屆亞運會上橫空出世的阿不都沙拉木，在新疆隊都并不是鐵打的主力。“雙國家隊”制的實行，給男籃帶來了嶄新的活力，的確是他們在本屆亞運會奪冠的重要因素。

那么，男籃的“姚明模式”在男足上能行得通嗎？是不是采取了雙國家隊制，男足就能突破成績的瓶頸，實現久違的突破呢？恐怕這并不是核心因素。

“雙國家隊”并非新鮮事物

翻看足籃球歷史，雙國家隊制都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從它悠久的歷史演變來看，這項舉措本身更多的是為了化解球員比賽不足的問題。建國之后，為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奧運會和新興力量運動會，國家體委在1952年成立了籃球一隊和二隊，當時就以“體訓班紅隊”和“體訓班藍隊”為名。藍隊的目的是給紅隊補充人才，兩隊多次進行內部的熱身比賽，也會在與友好國家的友誼賽中輪流出戰。1960年，國家體委再次組建“聯一隊”、“聯二隊”，兩支隊伍組隊目的是參加首屆社會主義公安體育組織男籃賽，最終在雙國家隊備戰體制下，中國隊拿到了一個冠軍、一個季軍。

與此同時，足球領域也在同時實行了雙國家隊制。同樣為了備戰奧運會，1955年國家體委將留洋匈牙利的30多名足球運動員分成“紅隊”與“白隊”，紅隊留北京，白隊駐天津，兩隊幾乎集中了全國最精華的足球才俊。相比籃球的紅藍隊之間還有球員交流，足球的紅白隊陣容更加穩定，紅隊代表北京多次奪得全國足球聯賽的冠軍，還曾經在友誼賽中1比1逼平雅辛領銜的蘇聯隊；白隊則在1960年拿下了史上的首個國內聯賽雙料冠軍。

中國體育歷史上的最著名“國家二隊”，說起來還是一支足球隊。1986年12月，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泗下令組建國家一、二隊，一隊由高豐文率領，二隊主帥則是徐根寶。那支國家二隊的成員主要是各地方足球隊的二隊、青年隊的年輕球員，球隊征戰當時的全國甲級聯賽。在少帥徐根寶的帶領下，被一致認為有降級風險的國家二隊第二年就力壓“十冠王”遼寧隊奪得聯賽冠軍。在1990年亞運會，高豐文執掌國家二隊人員為主的亞運代表隊，八強戰被泰國淘汰。這支國家二隊也就暫時告一段落。

此后，國際奧組委規定23歲以下球員才有征戰奧運會的資格，“國家二隊”也就隨之被國奧隊取代。不過，國足仍多次采取雙國家隊制應對各項比賽。霍頓時期，由于他同時負責國家隊和國奧隊，他手下的國奧隊一度以“國家二隊”的名義存在。朱廣滬時期國足組織過多次飛行集訓，入選球員與國足球員不重疊，不過并未冠以“國家二隊”名稱。高洪波時期，曾經為友誼賽賽程沖突而組織過一支“國家二隊”，在國際比賽日期間奔赴哥斯達黎加打熱身比賽。

“雙國家隊”制目前并無必要

不過真正將雙國家隊制擺上桌面的是現任國足主帥里皮和他的團隊。2017年4月接受采訪時，國足領隊兼助理教練李鐵透露：里皮在執教過程中發現，中國隊目前面臨比較嚴重的人才青黃不接的窘境。為了確保國家隊人才供給的充足，國足主教練里皮已經向中國足協提出了組建國家二隊的計劃，國家二隊主要面向那些暫時達不到國腳標準，但具備很大潛力的球員。

李鐵當時介紹，所謂國家二隊是為了與國家隊形成銜接，能在國家隊和U22隊間的年齡結構斷層上，再組建一支隊伍，時刻為國家隊補充新鮮血液；這樣會有助于國足發展，同時就形成了“大國家隊”體系。國家二隊組建方式是動態的，球員們不會參加重要比賽，但在小周期內會保持一定訓練，參加一些邀請賽。當年5月2日，里皮公布了第一期國家二隊的名單，球員主要以95年齡段為主，也點綴了一些聯賽表現出色的球員；在經過此番考察后，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在去年年底的東亞杯上得到重用，國足也就此完成了更新換代。

而U23國足在剛剛結束的亞運會出局后，里皮希望再次組建國家二隊。而且，之前盛傳國家二隊很可能繼80年代后第二次參加聯賽的比賽，換句話說，明年開始里皮團隊很可能帶著年輕人單組一隊打中超。

但這樣的舉措其實疑問不小。考慮到希丁克剛剛成為U21國家隊的主教練，實際上就是為了東京奧運會而來，國家二隊是否還應該存在，成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如果真的以韋世豪、姚均晟、高準翼這些95年齡段的球員為主體，下賽季這些24歲的球員相當于是在U23新政資格失去之后，直接被從俱樂部中拿出來放到一支球隊里，這樣對他們的俱樂部生涯是個重大打擊；另一方面，打聯賽的國家隊不僅會增加賽程上的麻煩，也會讓各俱樂部在準備比賽時遇到困擾，還可能因人員征調問題和俱樂部發生沖突。

誰能擔任國家二隊的主帥，這同樣是個問題。在亞運會上，馬達洛尼顯示出了作為主教練的保守和遲鈍，球隊在落后的情況下毫無調整意愿，被連打三球才如夢方醒。如果馬達洛尼繼續成為國家二隊的主教練，這樣的球隊究竟是鍛煉球員還是耽誤球員實在是不好說。也許里皮團隊里只有里皮本人才具備提高國家二隊球員的水平，但他明年有亞洲杯和世預賽，顯然也分身乏術。

足球學習“姚明模式”，關鍵在內行人管內行事

綜上可見，雙國家隊制在當今的國足并沒有值得復制的必要，這一方面是因為復制這一政策給俱樂部帶來諸多不便，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里皮團隊無人能夠擔任合格的國家二隊主帥。至于與二隊建制配套的“國家隊打聯賽”，更像是個難以落地的幻想。

那為什么姚明在籃球界搞雙國家隊制就能成功？看起來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模式得當。而足球界如果真想從姚明那里學到些什么，也同樣不應該學模式，而應該看看實質與核心。

姚明的雙國家隊制，并沒有伴隨著U23新政、國家隊打聯賽這樣的非職業舉動；更進一步地說，籃球在奧運會上根本就沒有年齡限制，姚明對聯賽的態度也從來都是鼓勵商業化、鼓勵自由競爭的。相較而言，足協對于中超近幾年采取了諸多捆綁手段，從“外援新政”、U23新政、轉會調節費到限薪令，每一步都是通過行政力量壓制聯賽的商業化與自由競爭。在這個基礎問題上，足協的舉動已經和姚明的舉動南轅北轍，基礎不同還要照搬國家隊體制，帶來的結果很難相同。

另一方面，姚明在雙國家隊制背后有著一套完整的國字號建隊思路，而這在足協這里同樣顯得并不清晰。不論是李楠還是杜鋒，背后都有經驗豐富的外教壓陣，甚至在本屆亞運會上，李楠的許多具體戰術都有外籍助教的出謀劃策；而在足球這邊，且不說足協在歷年選帥方面出現的諸多問題和錯誤，就算是主帥順利上任，得到的支持也是無力的、短暫的。就拿里皮團隊來說，輸掉了家門口的中國杯之后，“銀狐”在世預賽上積累的人氣仿佛蕩然無存，再加上高薪屢受質疑，從這個側面不難看出，國足一直以來對教練的懷疑態度已經帶來了一定的惡果。

在這樣的現狀下，如果說足協或者更高層需要從“姚明模式”那里學到什么東西，不妨去學習一下“內行人管內行事”的核心。姚明浸淫職業籃球多年，對NBA一直有非常深刻的認識，所以他管籃協有充分的改革動力，也有明確的改革方案。中國足球的專業人士呢？其實也不少，可他們都在體制外扮演著名宿的角色，積累下的理解根本不能被足協所用。目前足協的領導班子里，來自體育總局的管理人員、來自地方足協的管理人員以及足協的中層骨干、俱樂部投資人一應俱全，但前職業球員只有孫雯一位，就算加上后來的孫繼海、邵佳一，這樣的班子也談不上“內行”和“核心”，也很難完成姚明式的全面改革。

簡單說來，想要學習姚明模式，中國足球需要的不是學習姚明采用的雙國家隊制，而是找到自己的“姚明”。對于外行人來說，懂得放手比樣樣都抓效果更好，讓給內行人來做又比簡單放手來的更好。而中國足球的問題核心，就在于有沒有智慧放手，有沒有勇氣將改革主導權讓給足球界的“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