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欠薪正在逐漸壓垮中國職業足球

體壇周報全媒體特約記者 冉雄飛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足球職業化27年來依舊一地雞毛，可以歸根結底為沒有規矩。

規矩就是規則，職業足球的運作法則，可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從1994年紅山口會議后入市到2021年遭遇全面饑荒，運作了26個賽季的職業足球依然在偽職業聯賽，俱樂部大面積欠薪，球員四處討債，罷訓罷賽，討薪無門，足協亂政，俱樂部生死存亡等一片亂象中艱難生存，歸根索源就是沒有立好規矩，定好規則。

職業足球的核心和重心是職業足球俱樂部，沒有職業俱樂部就沒有職業足球聯賽，但中國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卻異常脆弱，生存困難，2020賽季之前，在中國足協登記在冊的22家職業俱樂部在短短一百天之內宣布破產，轉讓，解散或徹底退出，其中包括中超天津天海，4支中甲俱樂部，含十連冠的遼足，上海申鑫，四川隆發，廣東華南虎，7支中乙和12支中冠球隊。2021賽季還沒有開打，由于中國足協的“工資表”大限，中超俱樂部豪門和新科冠軍江蘇蘇寧，河北華夏幸福，重慶當代和天津泰達等四家頂級俱樂部面臨著“不交表，不準入”即退出中國職業足壇的巨大風險，中超俱樂部都如此這般，更別說生存更困難的中甲和中乙俱樂部。

數十家職業足球俱樂部為何面對著足協高舉的“準入大棒”生存或是毀滅？無外乎就是因為足協在陳戌源主席2019年下半年上任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和改革措施。足協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規范職業俱樂部的良性發展和規范化建設，但一張工資表就催生了22家職業俱樂部在2020賽季前的猝死，一個中性名稱的改革就導致俱樂部投資人熱情銳減，很多俱樂部沒有了背后的大金主，立馬就徹底陷入了經濟危機，瀕臨死亡。

2020年對于全世界的職業體育產業都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可即使新冠病毒肆虐導致全球的職業體育俱樂部“關門閉戶營業”，歐洲的職業足球聯賽依然運作良好，頂級俱樂部的收入雖有減少，卻依舊能夠生存，據德勤足壇財富榜的最新數據，巴塞羅那俱樂部在2020賽季收入6.271億英鎊，英超的曼聯俱樂部收入5.09億英鎊，比去年少了1.18億，歐洲最賺錢和最大的前20家俱樂部在2020賽季整體收入減少了18億英鎊約合20億歐元。

反觀中國職業足球聯賽，由于疫情導致聯賽被迫采用賽會制方式舉行，所有俱樂部除了中國足協和職業聯盟的分紅收入，其他收入幾乎為零。1月28日足協提前給16家中超俱樂部分紅700萬人民幣，這筆錢只相當于90萬歐元，對于虧損巨大的職業俱樂部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而在2018賽季，中超俱樂部平均分紅7400萬，2019賽季分紅6000萬，今年最終能分多少？

相對于歐洲頂級聯賽的收入結構，電視轉播權分紅，博彩業，比賽日收入，贊助商收入和授權產品銷售等，歐洲俱樂部收入相對更多元化，收入比重合理，導致俱樂部抗風險，抗壓能力較強，而中國國內職業俱樂部主要以“冠名權”為主的商業贊助作為盈利點, 絕大多數俱樂部依賴于俱樂部金主輸血為主，這部分收入占俱樂部總體收入的70%以上，一旦“冠名權”贊助資金不到位, 俱樂部就必然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欠薪就成為必然。 

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從1994年到2021年，始終都沒有解決俱樂部造血功能的問題，放眼全球的職業俱樂部，中國足壇盛行的一直是“高冠名權收入模式”，也就是說，推動中國職業足球改革的，是一個個帶著投資熱情和足球情懷的投資人。足協主席陳戌源在2019年上任后主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工資表準入，俱樂部中性名改革等，從根本上是想解決俱樂部的健康和自身造血問題，但卻在特殊的年份動搖了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根基，加速了職業俱樂部的死亡。

俱樂部欠薪在中國職業足壇是常態現象，職業化改革之初有，到現在為止依然無法根除，造血功能不足也是歷史原因，導致俱樂部不能健康發展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單純是俱樂部投資人投資足球動機不純的表面現象，在2020年經濟大環境如此惡劣的背景下，中國足協在2021賽季硬性一刀切推動職業俱樂部的中性名改革，是幫助俱樂部更好的生存呢？還是加速職業俱樂部的死亡？

從世界足球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國家的官方足協都是三件事：國家隊建設，青訓體系和職業足球聯賽，世界足球強國西班牙，意大利，英格蘭，巴西等，都是把職業足球的運營和管理交給職業足球聯盟，官方足協的主要任務是抓國家隊建設和青訓，推動與發展足球人口，但中國足協推動職業化足球改革27年來，始終不愿意真正放手，一方面是國家隊成績的劇烈動蕩和青訓體系的崩塌，另一方面則是職業足球聯賽假賭黑盛行，俱樂部收入不穩定卻負擔很重，甚至是不堪重負，以前是管辦不分，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現在是職業聯盟依然在中國足協的強力操控之下，分而不離，假如這兩個賽季的改革是在職業聯盟的主導之下，全體職業俱樂部共同商議決策而出，會導致俱樂部大面積死亡嗎？

中國足協主導的職業化改革，多年來最被詬病的就是缺乏長遠規劃，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頭疼治頭，腳痛醫腳，規矩不存，何來規則？比如限薪令，2020賽季要求地是職業球員本土球員頂薪1000萬，國腳1200萬，2021年馬上又要求頂薪稅前最高五百萬，外援最高300萬歐元，如此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直接導致了球員和俱樂部的利益沖突甚至對立，俱樂部何去何從？球員如何信服？

足球職業化改革27年以來，足協新政，懶政，勤政和亂政成為了一條發展主線，王俊生時代借改革春風，一系列職業化新政造就了甲A時代的輝煌，中國男足也在2001年歷史性的沖擊世界杯成功；閆世鐸和謝亞龍時代可以說是亂政不斷，女足各種折騰，職業聯賽停止升降級，為世界杯讓路，為奧運會騰道兒，最終卻是05，09，13年三次世界杯小組賽失利，08年奧運會男女足全面丟人；張劍時代可以說是懶政，但無為而治也并非無功，廣州恒大強勢進入中國足壇，兩屆亞冠冠軍，中超7連冠，一時間金元足球橫行，俱樂部投資規模驟增，但虧損也巨大；陳戌源主席上任這兩年，看上去是勤政為民，可也有亂政的嫌疑，工資表準入導致職業俱樂部大面積死亡，俱樂部中性名改革導致投資人熱情下降，資本大量撤離，勤政是不是也有些矯枉過正，過猶不及呢？

俱樂部欠薪是中國職業足球發展的歷史遺留問題，不根本解決中國職業俱樂部的收入結構不合理，單純依賴輸血的本源性問題，俱樂部欠薪依舊會持續下去，只是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會變得更嚴重而已。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足協目前推動的職業俱樂部改革，還是應該以“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格局出發，先幫助與保證職業俱樂部在2021年先活著，而不是黑面無私地一刀切下去，真要像2020年一下子干死22家職業足球俱樂部，毛之不存，皮將焉附？